、资本下乡、产业泡沫、社会分化、家庭负担当前乡村治理的二十大问题

来源：欧宝全站app    发布时间：2024-02-25 10:26:38

  乡村是中国政治的“稳定器”，发展的“蓄水池”，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政治及发展的基础。乡村治理有效源自体制的适配和社会的支撑，体制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基础的缺失，会影响乡村治理秩序，产生诸多乡村治理问题。

 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，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每个方面，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，也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基本遵循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，国家很多重大方针政策与基础许多重要制度机制创新，都是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下落实、完善与推进。

  党的政治建设贯彻落实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政治威慑问题，即上级政府、也包括基层民众，偏向于用政治话语、政治手段和政治策略去监督、督促和压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，造成他们变得有点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在很多政策和治理事务上变得很难讲底线、讲原则、讲实事求是。特别是现在很多政策和治理事务都被标了红线、提了标准，基层干部一定要按照红线要求对标对表、按时按量的完成，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，完成也得完成、不完成也得完成。甚至在许多不确定性事件、小概率事件上，也要求基层干部签订责任状、保证书，做出刚性承诺。

  例如，在公共安全上，要求村干部签订生产安全、食品安全、社会安全等责任状，不能出现一起安全事故，更不用说出现人员受伤或死亡事件，如果发生一起，村干部不仅要被约谈、处罚，整个村级组织一年甚至三至五年的工作成绩都被“一票否决”；在项目建设上，进度稍微慢点，就是通报批评、大会批评，还有书记约谈、纪委约谈等，进度推进得快，群众不满意，去信访、制造网络舆论情况，又是组织、纪律与宣传等部门约谈、查案。甚至很多莫须有的“罪名”，都要搞得郑重其事，压得基层干部身心俱疲，事情干不好被约谈、处罚，工作干好了还要被约谈、被查。在政治威慑下，基层干部出现不敢放开手脚干事、不想做实事的心态，乡村治理出现形式应付、缺失底线、能瞒则瞒和集中资源干小事等现象。

  体制弹性是乡村治理的优势，也是“乡政村治”体制的核心，他兼顾甚至平衡了科层制的制度化与乡村社会的非制度化，保证了乡村治理秩序的稳定。但当前我们的乡村治理体制日益走向了刚性化，变得很内卷、很僵化甚至很难以适应基层治理现实。乡村治理体制的刚性化，主要源自重心下移、资源下沉和权力下放过程中，行政科层制度向下嵌入，规制与塑造着村级组织的治理行为。

  目前，村干部坐班甚至打卡只是体制刚性要求的一个表象，更加核心的是上级政府对村级治理的过程与行为进行了制度化、程序化、技术化与标准化等要求，并在结果上进行政治化与行政化控制，村干部不仅变成了上级政府的腿，还变成了科层制的螺丝和神经，想怎么拧就怎么拧，想怎么调动就怎么调动，要怎么干就得怎么干！一旦拧不动了、调动不了了、干不对了，就用信息轰炸、制度大棒、政治利剑等。刚性目标、过程监督与结果控制三个方面构成体制刚性的实质内核，也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。如一个简单的“新农合”收缴，不仅要求100%缴费，还日汇报、周排名、月通报，对于作证资料，村干部既要提供微信群通知，又要上门宣传、拍照，不缴费的村民还要签承诺书，收尾要整理附件说明材料，缴费数量直接于干部绩效工资挂钩；项目建设资料更是严格，日常用工既要劳动前拍照、劳动中拍照、劳动结束拍照，还要照片有水印。

  村级治理应该是实体治理，是围绕着乡村社会小微事务的治理，是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治理。无论是行政事务，还是社会事务，治理行动都应该是贴近群众需求，解决群众诉求的治理。但在政治威慑与体制刚性下，村级治理变得不那么实体化了，而是走向了更多的形式化，问题比较严重。

  对于村干部而言，的治理有时是无奈之举，有时也是存在主动不作为，但其实是被逼无奈。像现在的村，“两委”干部基本五到七人，有的小村甚至只有三四个人，除了书记管总统筹外，其他村干部少的要对接四五个政府部门，多的要对接十多个政府部门，每个部门都向村里下派任务，对村里进行考核，任务多不说，很多时候还要得急、要得符合规范。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村干部就算想把工作做好、做实都很难，就没有时间。一种原因是任务太多、时间太紧，上午开会，下午就得完成，九点要材料、要数据，十二点就得交上去，根本不给时间去走访、去摸排、去统计，只能坐在办公的地方编数据、写材料，而且还要逻辑自洽；另一方面是要求太严，上面下一个文件，下面要准备几个附件材料、几十上百页的作证资料，做几十页PPT，村干部做书面工作就得加班加点，哪还有时间精力去真正落实文件精神、做群众工作。基层治理的，根子可能还是出在政府层面。

  现在的村级组织，虽然“两委”干部的数量被严格限制了，正式组织队伍有缩减，但面对这么多治理任务、这么严格的要求，“两委”干部根本应对不过来，就产生了各种公益岗、临聘岗和志愿岗，村级治理的人员队伍其实就是大大扩张了的。在有的地方，光公益岗就有十几个。

  村级治理的人员队伍中，有部分是上级政府聘用，拿财政工资，像网格管理员、少部分保洁员、护林员、护河员等，也有部分是村级组织聘用，由村集体经济供养，像财政供养外的保洁员、临时用工人员等。村级治理人员队伍的扩张，一方面带来了财政负担和集体经济负担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组织管理问题，以及社会不满问题。像中西部村庄，集体经济收入本来就不高甚至处于“空壳”状态，但还要请几个保洁员，每个人一年工资就得花上万元；在人员管理上，有些是政府聘用，工资要高些，有些是村级聘用，工资又低一些，但干的事情是一样，就出现同工不同酬问题，队伍管理很难，工作效率不高。甚至有村民会抱怨，为什么请他不请我，为什么他们像“鸭子转田头一样，转一天拿一天钱”，产生很多不满情绪。这种不满情绪蔓延了，最后只能是拿钱的做事，不拿钱的就看着，搞环境卫生是村干部和保洁员的事情，他们拿了工资就得服务到位。

  村级队伍人员扩张还带来了村级治理模式转变问题，这体现在村庄的三级治理结构上。“一肩挑”之后，村书记（村主任）主要变成了领导者和管理者，多对接上级政府，一般不参与村庄具体行政与社会事务，村“两委”其他干部变成了行政和服务人员，在办公的地方做政务、搞咨询服务比较多，村小组长主要是上传下达、做些具体行政与社会治理工作，公益岗和临聘岗人员主要做管护工作。本来是直接面对群众的村“两委”干部，很少在深入群众了，直接面对群众的公益岗、临聘岗又没有深入群众的权能与责任，小组长反而成为走群众路线、做群众工作的核心主体，乡村治理从“乡政村治”变成了“村政组治”以及“物业化”治理。

  进行量化指标管理本来算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，反应着基层治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。缺乏量化指标，乡村治理容易变得没有方向、没有标准、糊里糊涂，治理效能很难提高。但过于追求治理的指标化，乡村治理就容易陷入刻板和僵化，甚至形式化。

  当前的乡村治理就有点太追求指标化了，什么任务都下指标、搞量化，要求村级组织对标对表的进行治理，还加一个指标考核，乡村治理陷入达标治理困境。在指标治理中，有些指标是合理的，也是必须的，像组织建设指标；但也有很多指标是不合理的，不顾实际的。如下达的粮油种植指标、市场主体指标、社会救助指标和产业项目指标的，这些指标很少顾及到社会现实，上面进行指标层层分解和加码，下面就一定得完成，完不成也得想办法完成，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许多造假。例如粮油种植指标，有的地方农民根本不种大豆和油菜了，但还是定指标，且年年递增，完成不了怎么办，只能造假；又如市场主体指标，有的地方几年累计分解到村的指标占到村庄总户数的一半，村干部为完成指标，只能想尽办法让村民办营业执照；还有社会救助指标，本来村里没这么多需要救助的群体，非得下指标，钱发下去了，没得到救助的群众的不满也增加了，甚至今年救助了，明年不救助，被救助群众还要闹、要。

  指标治理产生了乡村的“达标治理”甚至“竞标治理”，浪费了很多治理资源，起到的精细化治理效果比较有限。

  从本世纪初开始，乡村建设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建设，主要是村村通、户户通的道路硬化工程，改善生产条件的水利建设工程等；第二阶段是硬件提升建设，主要是道路、管网、电网和互联网等建设；目前，正处于第三阶段的建设，主要是“软件”建设，主要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、人居环境和提升乡风文明等。这些建设包括厕所革命、环境卫生、立面升级改造、道路黑化、绿化、美化、亮化甚至彩化等工程。前面两个阶段的建设是硬建设、硬投入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第三阶段的建设，因为主要是升级改造，投入只有底线、没有高线，很多建设都参照着现代设计理念和现代审美标准，规划建设搞得很“高大上”，但超出了村庄现实和村民需求，建设变得很“景观化”。

  这些景观建设，在小的方面体现为，村民庭院的改造，要绘画、要养花养草，种植一点蔬菜还要给建一个景观矮墙或是木栅栏，在菜园子里面还做硬化道；在大的方面，不仅是建公园、广场、绿化带和草坪等，还建星级厕所、游步道、塑胶骑行道、篮球场、足球场甚至音乐喷泉等。这些建设对村民而言有用吗？用处不大，甚至很多建起来之后就没有村民光顾，被浪费了，而村级组织还得请专人维护，一年的维修与管护支出就大的不得了，徒增村集体经济负担。

  所以，当前的村庄建设还是应当跳出“亮点”思维、政绩思维，真正的量力而行，不能把景观当政绩，把行政需求当群众诉求，增加了财政负担，也增加了集体经济负担，群众还不满意、不买账。

  这几年国家对村级债务很看重，强调村级不能负债，特别是不能盲目上项目、搞建设负债。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努力减轻村级债务，当然也有部分地方政府是为了“化债”而化债，不让村级债务上账。所以，总体来说，村级债务至少在账面上是降低了的，但实质到底有没有降低，还真不一定。目前，村级债务除了是搞项目建设造成的外，还有很大一部分债务是来自于搞产业和搞环境卫生整治等，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债前期有产业项目支撑，负债还不严重，只是到了后面要维持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村级会产生维持资金，这是缺乏财政支持的，村里面经营不好就要负债。

  村级更重要且更刚性的负债来自环境卫生整治，主要就是劳务费用。在很多地方调研，干部都反映搞环境卫生太花钱了，虽然上面有些奖补，但主要还是村里自己出，从打扫、维护和清运，都要花钱。有的村庄要请十几个保洁员，有负责广场卫生、公厕卫生、道路卫生与河道卫生的，也有搞村部卫生、公园卫生和其它公共空间卫生的，每个保洁员一年上万元工资，整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负担保洁员的工资都难，这还不算为了迎接检查的各种临时用工。环境卫生整治还不简单是村庄保洁问题，还包括村庄的美化、亮化和绿化等，搞了路灯要出电费，建了绿化带要维护，修了广场、游步道、公园和景观墙等要维修，这些都要请人做，都要花钱，都是村庄的负担。

  所以说，在村庄建设之后，会产生很多日常维护的费用，村集体经济后期会存在很多隐性支出，甚至构成隐性负债。经历第三阶段的村庄建设后，村级组织在没有发展起来产业之前，已步入“资源消耗型组织”阶段，有必要进行资源性治理。如果村庄没有经济资源支撑，又要维护美化亮化的环境，恐怕会出现债务累计，影响到村级组织日常运转。

  经过精准扶贫之后，国家低保、教育和医疗等福利政策总体上已经变得比较精准了，至少村庄真正需要享受福利政策的村民被识别出来，且建档立卡、上了系统、动态调整了。目前的一种泛福利化大多数来源于各种奖补政策、社会保障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等，财政资源投入很大，但非常分散，收效也不明显，农民的获得感也不强。

  如奖补类政策，主要是种地的补贴，有粮食补贴、地力补贴、农药化肥补贴和农机补贴等，还有育种、规模种植和土地流转等补贴。这些补贴一部分是真正发放到了种地农民手中，一部分是被不种地农民和专门搞项目、心思不在种地上的农民及资本给套取了。还有社会保障政策，像各种种养殖保险、综治保险、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，政府财政贴补了很多钱，想的是给农民有个保障，但福利体系没建立起来，建立起来了也运转得不畅，导致财政支出被浪费了，农民交了些钱又没获得很好的保障，不满情绪也很大。以农业保险为例，农民虽然交得不多，一亩地只有十几块钱，但真正受灾了，申领保险又困难重重，保险公司各种推脱不理赔、少理赔，农民的获得感很差；在综治保险上，更是程序繁琐、要求严格，一个电视机被雷打了，要购买发票、收据，要说明书，要损坏前后照片，还要村里盖章、干部签字证明。又如社会服务政策，从就业服务、健康服务、养老服务到环境卫生服务，政府投入了很多，搞就业培训、搞“十四项公共服务”、搞养老中心、搞环境卫生，这些公共服务产业了部分效果，但社会效益不是很好，村民的获得感还不强。以就业培训为例，政府出钱、市场出力，但培训很多时候是凑人数，对村民就业帮助效果不大；“十四项公共服务”也是一样，变成了行政任务。

  国家福利政策本身是出于好意，但钱花了不少，效果不好，反而使得基层陷入了“福利化治理”陷阱，财政资源和治理资源浪费比较严重。

  资本下乡流转土地，搞规模种植、产业项目，虽然有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，能使得农民获得一定的地租收入，甚至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。但很多工商企业下乡，本意不是搞种植，甚至没有搞种植的能力，而是为了套取国家项目资金和政策补贴。

  这里面的灰色空间在哪？一种是承接国家农业产业项目，从项目建设中套取惠农资金，这是大头。还有一种是套取惠农补贴，税收优惠不算，单生产环节的补贴就很可观。如搞育秧工厂，既有项目资金，还绑定了机插秧补贴，一亩地就是一两百元；在种植上，地方政府对特定产业项目的补贴更是高，如种植一亩棉花，给四百多补贴，种植一亩油茶给六百多补贴，资本规模流转几十上百亩，搞一个棉花油茶套种，就有几十万的收入。因为是地方产业扶持项目，这是不能落空的，在检查验收时候，就算只见杂草、不见棉花油茶都不能验收不通过。

  资本下乡除了套取国家项目资金和惠农资金，带来的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是挤压了真正想种地农民的种植空间。他们因为有各种政策扶持，可以以较高的租金去流转土地，而普通农民出不起高租金，就只能出让之前流转的土地。他们在村里的收入减少了，就只能出门打工。而原来依托这部分村民提供的低成本农机农技服务，就没有了，村庄治理也失去了他们的支持。这对村庄而言，是治理资源的流失，对少部分老年村民而言，则是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提升，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养老质量。

  村干部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，又是村庄的当家人，这种双重角色本身说明不管是政府，还是村民都应该是信任村干部的。但从调研看，现在不仅是上级政府不相信村干部，对村干部的行为限制得比较死，要求比较高，生怕他们出一点小错、出一点问题；村民也不怎么信任村干部，总是认为村干部混日子、不作为、乱作为；当然，村干部也不怎么敢信任村民，总是担心他们又在网上发布什么不当言论、录制什么不好的视频，担心做工作时村民录像录音，担心工作做通后，村民又反悔。所以，有的地方村干部做矛盾纠纷调解，还会戴上执法记录仪。

  乡村治理过程中为何会产生普遍不信任问题？从技术层面讲，现在的网络太发达，出现一起舆情事件，就是大事，可能关乎干部职业前途。从制度层面讲，还是制度太刚性化了，不允许基层出一点问题，包括各种小概率事件，只要出了事情，不问缘由就是层层问责。这样上级政府怕出事、怕下面做错事，就不敢信任村干部，就要以顶格管理的方式要求村干部，给他们规定得死死的，村干部也不敢信任村民，怕他们乱说话、乱传播舆论，各种警惕、各种摆平理顺。村干部不相信村民，那让村民怎么相信干部，不说心理上的隔阂，就是在行为上，村干部为了摆平理顺去卑躬屈膝、去利益收买，就会让村民相信干部确实有问题，稍微有点不满意，就和村干部讨价还价，就要越闹越大，这就会在村庄内部产生不信任的蔓延。

  现在乡村治理在很多领域都引进了“第三方”力量，“第三方”作为专业力量，本身是要发挥专业优势，共同助力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。但当前“第三方”治理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，甚至成为政府监督和督促村庄治理的行政工具，拿钱办事、拿钱找事问题比较突出。

  在乡村治理中，“第三方”有以下几种：一是提供服务的第三方，如搞就业培训的企业，做农技培训的第三方，提供养老服务的第三方，进行环境卫生治理的第三方等，这部分第三方力量主要属于政府购买服务，按照服务次数、人数与时间等获取收益；二是做监督的第三方，如网格化治理中的第三方，秸秆禁烧中的第三方，审计中的第三方等，他们专事监督村级组织治理过程与行为；三是实施评估的第三方，如建设评估中的第三方，扶贫评估的第三方，治理效能评估的第三方等。

  乡村治理中的第三方力量严格上是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，第三方力量的嵌入塑造了第三方治理，形塑起乡村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结构。而这种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在实践中又容易变成资源耗散结构，并没有发挥很好的协作治理作用。

  道理很简单，第三方力量属于政府花钱购买服务，一方面政府很难对其服务效能和社会效益来控制，第三方力量很多时候只提供底线服务，即按照合同办事，并不管结果；政府资源投入了，但服务效果并不好，像就业培训、农技培训等，培训机构只要按照合同要求开展了相应次数与人数的培训就行，至于培训了谁、培训效果怎么样都不管。另一方面第三方是对政府负责、而非对社会负责，是帮助政府找问题，同时在找问题中体现自己价值的，而这样一些问题是按照行政要求和专业标准划分的，很少顾及到社会现实。

  因此，第三方治理对乡村治理来说是负担大于帮助，这在网格化治理和秸秆禁烧中就体现得很明显，第三方下村监督，为了上传工单，会想尽办法找问题，更何况第三方力量对其雇员也有绩效考核。

  智能化技术运用算是当前乡村治理新的变量，技术嵌入会带来技术赋能甚至技术赋权，但也会带来技术简化和技术霸权等。在技术简化、技术霸权下，智能化技术运用特别大程度上带来的就是技术增负，增加了乡村治理的负担和成本。

  技术治理的原理很简单，不外乎算法设置下的信息收集、信息处理和信息输出及反馈。上级政府按照自己的目标与意志进行算法设计，再通过智能技术对乡村社会做监督，收集和筛选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，输出到属地和属事责任主体，并要求相关责任主体进行事务处置，进行结果反馈。

  技术治理的效率很高，因为他超越了时空界限与组织界限，可以帮助上级政府直接监控到治理的第一线。但技术的算法设置是依托编码的，而编码又是固定的，很难自我生成，因此就只能进行技术简化而无法展开智能分析。技术简化的一个后果是不管社会治理具体环境和情节，只要被技术识别就必须处理，就必须作出回应，这就带来了技术霸权，进而产生了技术增负。

  在乡村治理中，技术增负的案例很多，像秸秆禁烧中运用的卫星遥感技术、电子探头和无人机技术等，通过烟雾和热感应监控燃烧行为，只要发现烟雾或热源就在系统上警报，要求村干部及时赶往现场处理。但很多时候技术简化产生的偏误，会把农民生火做饭、熏腊肉甚至烫猪起的烟雾都识别成秸秆焚烧；村干部不仅要赶赴现场，还要拍照说明。又像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整治的卫片执法中，不顾生产和生活现实地要求村干部进行整治，不适合水稻种植的旱地要整治成水田，水田积水识别为“田改塘”，甚至水田里面的旧坟都要求整治。还有12345市长服务热线、网格化治理系统，只要有工单就要求村干部在规定时间内处置，还对及时处置率、满意度这些进行考核

  技术治理被视作“智治”，但如果只简单理解为智能化治理，就会陷入技术工具主义陷阱，出现技术加压与增负；更重要的是要把“智治”看作是智慧治理，即利用技术方法作为辅助，在技术支撑下发挥基层主体的治理智慧，实现智慧化治理。

  在产业振兴政策扶持下，各地农村都纷纷上马了很多乡村产业，有部分是资本下乡的休闲旅游产业和农产品加工、冷链产业，但更多的是农业种植与养殖产业。

  从调研情况看，当前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政策扶持，主要是项目扶持与惠农政策补贴等，由政府财政投入支持村庄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政府的投入从基础设施建设、物化材料到种子农药化肥、农机农技等都有；二是支持大户、村集体和新兴主体，即政府财政投入主要在进行规模种植和养殖的大户，扶持村集体经济和帮助新兴农业经营主体；三是打造特色产业，亦即政府产业扶持政策是聚焦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，形塑起新的农业支柱产业甚至农业产业链；四是搞“一镇一品”甚至“一村一品”，既希望体现出因地制宜和镇与镇、村与村之间的差异，又希望在差异中打造特色产业集群，形成品牌效应、市场优势。

  从产业发展的现实看，目前的乡村产业还是属于“建设性产业”，即以政府项目建设和政策目标的投入为主，刺激村集体和经营主体发展相关产业，产业发展的繁荣景象还处于产业建设的阶段，产业收益大多数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下的扶持资金。

  至于，“建设性产业”能否转变成“市场化产业”或“可持续发展产业”，这个在大多数地方农村可能不现实，原因主要在于他符合行政意志，但很少契合市场规律。以全国各地在搞的蔬菜水果大棚为例，政府项目投入到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，并对大棚物料进行补贴，一个大棚投入十几万，但从全国来看产业同质化程度过高，又不可能各地都建立起相关产业链，向外拓展市场很难，内部市场又受限，大棚经营只能交给小农户。但大棚出租收益就算是一年8000-10000元，村集体十年都收回不了成本，更何况随着大棚老化，租金收益会减少。最后，这种建设性产业只能随着大棚的破损、失修变成闲置产业，很难进行可持续发展。又如政府引资下乡投入的产业，大部分也是在套取完项目资金和政策补贴之后，就撤场了。

  “建设性产业”发展带来的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泡沫化问题。如何抑制泡沫膨胀，减少国家财政资源的浪费，可能还需政府将乡村产业发展回归到小农立场，回归到市场规律，投入到产业链条建设。

  农村公共物品有很多种类型，像村集体土地、山林、池塘、河湖和房屋等，也有建设投入的道路、水利、灯光、广场、厕所和花园等设施。有的公共物品有责任主体，或通过出租、承包等方式找到了责任主体，但还有一些公共物品虽然有责任主体，但责任主体比较模糊，需要所有村民一起参与治理，像道路、广场和水利这些。

  特别是经历第三阶段的乡村建设之后，很多公共物品提供超出了村民的需求，有点供给过剩的嫌疑。这些公共物品不像水利和道路一样被日常需要，所以就很难动员村民一起进行治理。

  目前，乡村超标供给或超额供给的公共物品有哪些呢？像公厕、花园、广场、亭台、图书馆和骑行车道等都是。这些公共物品因为需求程度不是很高，很难通过村民的利用被维护，也很难通过社会动员或产权制度设计等来维护。所以，管护的责任就落在了村级组织肩上，但村级组织的管理和维护要以集体经济支撑，很多地方农村的集体经济根本没办法支撑起这笔费用，怎么办？恐怕过几年这部分公共物品会因失管、失修陷入荒废。

  所以，还没有建设的部分村庄需要审视要不要建设，已经建设了的村庄就应该探索一条非必需公共物品的治理道路了。“物业化”可能是一种方法，但物业费用该怎么收，收了由谁管又是一个大问题。

  数字化、网络化发展提升了乡村的信息化水平，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。从家庭层面讲，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带来的是消费和娱乐的网络化，即无论是小孩、中青年还是老年人，都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消费和娱乐，小孩手机成瘾、青年和中老年手机也成瘾。

  在村庄治理层面，网络化带来的不仅是电子政务增加的行政负担，同时也有社会面网络普及带来的社会治理压力。这里面包括：网络消费带来的网贷和欠债问题，网络交往带来的婚姻和家庭矛盾问题，网络欺诈带来的财产损失问题，以及网络发布带来的舆情治理问题等。

  网络欺诈和网络舆论情况是当前村庄治理面临的两大重要难题，村干部虽然动员村民安装反诈APP，政府也有网诈预警系统，并且会对可能被网诈人员进行动态检测，要求村干部上门做工作，但网诈在许多村还时有发生，尤其是中老年妇女，根本防不胜防。

  再一个是网络舆论情况，村干部一是要防止村民以讹传讹、虚假传播，另一个还要防村民“内爆”，怕他们利用舆情要挟，舆情控制压力非常大，当然舆情控制能力和疏导能力也有待加强。

  市民下乡在当前虽然不是潮流，也不是很明显，但可能是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趋势。我们在浙江、四川、湖北等地的农村调研，发现这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市民下乡，并且四川德阳绵竹还专门针对市民下乡探索了“四书模式”。

  市民下乡不同于村民二次返乡，他是原来非村或非本村村民，下乡居住或从事经营。从目前看市民下乡有两种模式：一种是集中式下乡，这是资本的土地开发主导的，即工商资本通过土地用途变更在农村地区开发商业楼盘，供市民下乡居住。这种模式主要是以乡村休闲旅游或康养旅游名义进行，下乡的市民集中居住在小区。另一种是插花式下乡，即市民自己下乡租用农户或村集体的闲置房屋，签订租赁合同，或改造搞民俗、商店，或自己闲居。

  市民下乡有几个特点：一是下乡市民多是城市中产，他们想下乡享受闲适的绿色生活；二是下乡市民多是中老年人，中年人从事民宿或农家乐经营的比较多，老年人主要是居住和休闲；三是市民下乡居住是“候鸟式”的，很少是长期居住在村庄或开发的小区，而是在特定季节，一般是春夏两季，去观光和避暑，到了秋冬，特别是冬季就离开乡下，回城里取暖；四是市民下乡是“脱嵌式”的，除了从事经营必须跟村集体和村民打交道，别的形式的下乡市民，很少跟村民有互动或打交道，更加不用说参与村庄的公共生活。在康养和旅游开发的小区，更是几乎不跟村集体和村民打交道。

  市民下乡是一种趋势，目前带来的问题有：一是房屋租用纠纷问题，怎么规范房屋租用合同，怎么提高租用合同的法律上的约束力，以及产生租用纠纷之后如何化解；二是经营管理问题，村集体作为属地责任主体，如何对下乡从事经营行为的市民来管理，特别是产生主顾纠纷、食品安全和经营场地等问题；三是社会治理问题，一种原因是怎么将插花式下乡的市民统一纳入村庄治理，参与村庄公共生活，另一方面是怎么将集中式下乡的市民纳入村庄治理的体系，不让其成为公共治理的孤岛。

  社会分化有几个层面，我们最熟知的层面是经济和地位上的分化，在村庄主要就是经济上的分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文化和价值认识层面的分化。在原来，村庄经济分化不是很明显，同质化程度很高，大家做一样的事，获取差不多的收入，有着差不多的需求，村民之间容易达成共识，形成一致行动。

  在工业化浪潮下，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加大了，部分村民因为把握了机会、有一定经营能力或技术能力，获得了更高的收入，而另一部分村民收入来自务工和务农，经济能力较为一般，更有村民因教育或病残等，家庭缺少劳动力，又有很大的教育医疗支出，就沦为了经济上的。总体来说，除东部地区农村外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分化程度不大，每个村庄有少数几个富人和少数几个贫困家庭，大部分村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，但也有着非常大的家庭负担。

  现在村庄的分化，可能更突出的是在文化和价值认识上的。大家有着不一样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，在信息化下接受不一样的价值“洗礼”，就产生了价值观、人生观的分化。这种分化不仅使得村庄在横向上缺乏共识，每个人一个想法、一种做法，很难去合作；在纵向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，特别是代际之间各自有着一套价值观和认识，很难对话，也很难沟通。

  村庄社会分化，不仅是难有公共性产出、难合作与难治理问题，也不简单是代际关系紧张问题，更有甚者是会产生结构剥削，优势群体会通过占有村庄公共资源、掌握公共话语权，挤压，产生结构压力和结构冲突。

  当前，大部分农村家庭都处于负债状态，这种负债主要来自于结婚、买房、买车和其它消费。负债主体从刚工作的年轻人到刚成家的小夫妻，再到中老年夫妻。

  刚毕业的年轻人负债大多数来源于于个人消费，主要是追求品牌、追求生活、追求人设和追求恋爱等消费带来的负债；年轻人的负债要么是亲属和朋友借钱，要么是金融平台借贷或信用卡透支。年轻人负债也非常容易化债，通过父母长辈兜底或是工资兜底等。刚成家小夫妻的负债大多数来源于于买房和买车的贷款，或是来自小夫妻追求品质生活或小孩优质教育的消费等。小夫妻的负债是长期性的，至少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和收入之前，以及工资收入足够支撑还贷之前，他们都是负债的。老年人负债大多数来源于于给子女结婚买房买车的借款，有部分是从银行借贷，但大部分还是亲属和朋友之间借钱。中老年人负债虽然在短期内比较重，像给小孩结婚出彩礼等一系列钱以及帮小孩买房出首付的钱，少则二三十万，多则七八十万。中老年人负债可能得四五年还清，甚至七八年，但因为是亲属和朋友借钱，可以慢慢还，还完如果还能劳动，就开始边存养老钱，边接济子女的小家庭了。

  所以，从家庭不同主体看，中国的家庭很多是处在负债状态。年轻人借钱不存钱，消费负债。小夫妻入不敷出，房贷车贷教育和消费等负债。中老年人赚钱还钱，又接济子女，帮子女小家庭共担债务。

  这种负债是消费性负债，也将家庭变成了“透支型家庭”，不同于原来的“积累型家庭”，家庭透支深深的卷入了长期资金市场，存在家庭抗风险能力弱、家庭资源能力弱，以及代际剥削问题等。这样一些问题该如何来解决，保就业是根本，但很难在村级层面处理，更大程度上需要以县城为依托进行产业规划与谋划，村级层面一定要做好保障服务。

  传统农村是个熟人社会，村庄里面有一些风险，主要是自然灾害、人为灾害或是各种矛盾纠纷，这些风险事件的治理依靠的是社群机制，即熟人社会内部的自我动员、应急与处置。现在整个乡村社会变得空心化、离散化和原子化，社群化的风险治理机制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，需要有新的风险应对体系。

  目前，乡村社会的治理风险，大多数来源于四个方面：一是自然灾害风险，如旱涝、冰冻和泥石流等风险；二是人为灾害风险，像山火风险就是很典型；三是关系风险，最主要的是来自邻里、家庭的风险，如邻里矛盾导致的打架斗殴冲突、夫妻矛盾导致的家庭破裂风险甚至刑事案件等；四是事故风险，主要是遭遇各种工伤、车祸和意外事件的风险。

  除了自然灾害风险和人为灾害风险外，其他风险类型还有些新的特点，如隐秘性，没有爆发出来之前，村干部甚至其他村民都不知晓，只有出现之后才让人唏嘘不已；又如涉法性，大多数关系风险和事故风险都涉及到法律问题，都需要在法治范围内处理；再如恶性化，很多风险因为隐秘所以很难被初始干预，矛盾积累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就演变成恶性事件，影响非常大。

  如何有效防范风险，风险发生后又如何有效进行处置，不仅需要行政化预警体系和法治手段，更加需要的是提高村庄风险治理能力，需要培育新的社群化机制。

  村庄公共价值缺失是一个事实，大家都不太关注村庄公共伦理、道德和规范这些内生价值秩序了，这是社会原子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。但目前不仅是村庄公共价值和公共性式微了，很大程度上是大家的本体性价值、社会性价值和信仰价值都缺失了，这不仅是村庄问题，也是整个社会民众的问题。大家的价值理性都聚焦在了工具层面、自我层面和利己层面。看到了眼前的利益、瞬时的感受。年轻人不再关注人生的责任与意义，中年人不在关注自身的社会功能与集体责任，老年人也失去了价值信仰。

  价值缺失带来了人的工作难做，也就是群众工作难做，而乡村治理的核心就是做群众工作、走群众路线，如何克服价值缺失带来的治理困难，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，这是村级组织面临的治理难题。